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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视导读丨《聊斋志异》 导读

发布时间: 2019-06-29 点击数:

  蒲松龄的一生可谓再普通不过,同千千方万沉居社会底层的士子一样,没有多少值得一说的业绩。他早年颇有文名,初应童子试时曾考得县、府、道三个第一的佳绩, 因此受到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牛刀小试,使他对前途充满无限憧憬,因而遭遇坎坷时打击也特别沉重。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他再也不能复制这样的幸运,尽管多次参加科考,但仕宦的大门始终对他紧闭,直到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但这对风烛残年的蒲松龄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了。为了生计,他只得长年在外坐馆授徒,中间还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宾,直到70岁时,才结束长达40年的坐 馆生涯.颐养天年。

  但是有了《聊斋志异》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蒲松龄平凡的人生因此焕发出奇丽的 光彩。科举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智慧才能的全部否定,毕竟在立德、立功之外, 还有立言的选择。尽管这是一个无奈、苦涩的选择,但正是这一选择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荣光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蒲松龄本人所没有想到的,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贵人们更不会想到,正是这种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让蒲松龄从造物主那不公正的手中讨回了一些公道。

  蒲松龄也许还称不上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绝对是一位风华绝代的才子。在小说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诗、词、文、赋、小戏俚曲,并编写了《农桑经》、《药崇书》、《曰用俗字》等通俗读物.这些作品都收录在盛伟编印的《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中,可参看。可见蒲松龄一生的成就并非《聊斋志异》一书所能全部概括.要以 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作家。

  一生仕途不顺.沉居社会下层,只能以坐馆授徒为生,一次接一次的挫折使他对社会人生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也多了一份难得的人生体验。这种失意、痛苦的人生经历无法使他为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唱赞美诗,他必然会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姿态 来抨击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故作品中颇多激愤之言,他本人也称自己这部书为 “孤愤之书”。以如枪之笔针砭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积郁胸中的愤懑之情可以得到宣泄,但这种宣泄如果只是局限于个人的得失,其意义也是有限的。蒲松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升华了这种感情,将个人失意的苦痛升华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自觉地扮演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为沉居下层的士子、为社会代言,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呐喊。有了这种认识,他就能够居高临下,以宽广的视野观照整个现实社会,因为站得高,所以望得远,见得深。

  一是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包括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土豪劣绅的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流氓无赖的为非作歹、骚扰乡里,秀才士子的鄙俗迂腐、夜郎自大等。 凡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皆在抨击之列,而以对统治阶层的批评尤多。《促织》、《席方平》、《续黄粱》、《梦狼》、《红玉》、《窦氏》、《石清虚》等作品对此多有揭示。

  二是对科举制度的嘲讽。作者久困场屋,屡遭坎坷,对科举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有着十分深切的体会。矛头所向,不在科举制度本身,而在官员的昏庸愚昧,不辨优劣, 衡文取人严重不公,如《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考弊司》、《三生》等篇都对考 官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挖苦。在表达激愤之情的同时,蒲松龄还对与自己有着同样不幸命运的士子们给予深深的同情,如《叶生》篇就颇具代表性。此外《于去恶》、《三生》、《素秋》等篇也写了一批类似的失败者,这些士子虽有真才实学,但命运不济,饱 受物质、精神方面的双重煎熬。在沉重的打击之下,加上不良世风的熏染,一些士子的心理发生扭曲,《聊斋志异》对此也有所反映,如《王子安》、《苗生》等篇。由于生活经历与感情体验的接近,蒲松龄对下层士子实际生存状况及复杂心态的揭示真切可信,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而且这种描写在其他小说作品中是较为少见,这是《聊斋志 异》在题材内容上新的开拓。

  抨击、嘲讽,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流露出来的主要感情倾向。同时,他还展现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那就是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表现 为对理想爱情的歌颂和对高尚人格的赞美。尽管终其一生,不得意处居多,但蒲松龄并没有绝望和颓废,而是执著地固守自己的人生立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个人的抱负,便借作品以写心,通过人物、故事的想象虚构来圆自己难以实现的人生之梦。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是相似的,但由这种不幸和痛苦得到的人生体验则各有不同,有着境界高下、雅俗的区别。他没有像那些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那样,以小说的形式满足个 人的私欲,玩魔术般地让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瞬间飞黄腾达、妻妾成群,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而是推己及人,像杜甫那样,由个人的不幸联想到那些与自己有着同样不幸命运的人们,因而其人生理想也就不属于他本人,而是属于全体下层士子,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从《聊斋志异》一书的描写来看.蒲松龄的社会人生理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间美好爱情的向往。在《聊斋志异》中,此类题材的作品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是全书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作者既写到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也描绘了他们结合之后的美满生活。一系列美丽可爱的年轻女性形象十分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理想中的女性标准。尽管她们大多并非人类,而是鬼狐花妖,但她们更多的是以人的面貌出现,间样具有人的美好感情,温柔:善良,忠于爱情,更有着美好高尚的品格和过人的智慧,对方即使发现她们的真实身份,也不会嫌弃。而且那些普通人所没有的神通和魔力总是能给那些失意潦倒的士子以生活的转机和精神的安慰,正如鲁迅所概括的:“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与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是,这类女性形象并非按照同一模式克隆而成,而是各具特色.每一个人物都是不可替代的。她们的出现是《聊斋志异》对中国小说的巨大艺术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对爱情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品中所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结合,其中固然有形貌、才情的吸引,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双方之间的相知相恋,可谓知己之爱,具有现代爱情色彩。这主要表现在:超越相貌层面的精神世界的沟通,如《瑞云》中贺生之于瑞云,《乔女》中孟生之于乔女;相互之间的帮助和关爱, 如《青凤》中的耿去病之于青凤,《小谢》中陶望三之于秋容、小谢。从形貌之爱到才情之爱,再到知己之爱,中国古代小说在爱情描写方面不断深化,至《聊斋志异》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除《红楼梦》外,能达到这种深度的作品很少。

  总的来看,尽管《聊斋志异》一书所写充满神奇色彩,并非现实人生,但它还是写出了爱情的复杂形态,对构成爱情阻碍的因素基本上写到了,有长辈的干涉、老鸨的阻挠、权贵豪强的介入等。正是这种复杂性反映了作者描写的深度。

  二是对美好人格的赞美。在那些美丽可爱的女性之外,《聊斋志异》还塑造了一 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形象。这些被赞美的对象既像施愚山(《胭脂》)、周元亮(《诗谳》)、孙进士 (《太原狱》)这样体察民情、秉公断案的清官,像席方平(《席方平》)这样 倔强不屈、抗拒强权的书生,也包括像商三官(《商三官》)这样忍辱负重、手刃仇敌的 奇女子。他们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平民百姓,皆能坚守人生信念,为自己、为他人找回了尊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出作者的理想人格。

  此外,《聊斋志异》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也是其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总的来看,蒲松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局面,将文言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与其他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如下四个方面的 成就尤为引人注目:

  首先是丰富新奇的想象,作品洋溢着浪漫色彩。《聊斋志异》一书所写多为超现 实形态的人物、事件,极富想象力,写得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充满情趣,给人以新奇烂 漫之感,同时这些人物、事件又都贴近人们的生活体验,合情合理,栩栩如生,如在目 前。新奇而不让人感到陌生,轻灵又不失其厚重,在新奇与真实、虚构与现实之间找 到了为读者所接受的平衡点,达到一种亦真亦幻的特殊艺术效果。正如鲁迅所言: “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作者出入于现实社会与神鬼世界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挥洒 自如,在时空的设计及艺术表现力的拓展方面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其次是笔法高超.写人叙事曲折有致,皆有章法,如鲁迅所概括的“描写委曲.叙 次井然”。作者力戒平铺直叙的写法•注意情节设置上的波折、起伏.追求一种新奇动人、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即使是较为平常的人物、事件,也写得跌宕多姿,引人入胜。

  再次是融志怪、传奇于一体。这是蒲松龄在文言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即鲁迅所 说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就文体而言,自唐代开始,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传奇体 与笔记体的分化,作者们大体遵循一定的模式进行创作。到了清代,开始出现两种模式混合的倾向,《聊斋志异》一书便体现了文言小说创作的这一新变。该书虽采用了 笔记体写志怪小说,却以传奇手法出之,取两种小说之长,取得了巨大成功。不过这 种写法在当时受到了批评,如纪昀就称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一书而兼二 体,所未解也”。但恰恰是这种自乱体例的写法成就了《聊斋志异》。

  最后是极富艺术魅力的语言艺术。《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历来为研究者所称 道。大家通常认为,作为中国古代基本文学语言之一的文言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 后,尽管已经非常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僵化、呆板的现象,与白话语言的蓬勃生机形 成鲜明对比。《聊斋志异》的出现为文言带来了新的活力。该书使用的文言与以前的 文言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它充分吸收了民间的方言俗语,与传统文言融为一体,大 大丰富了文言的表现力。经过这种改造和锤炼的语言,典雅而又不失生动,无论是写 人状物,还是抒情议论,皆有较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一样,体现着清代文言小说创作的实绩.两书形成双峰并峙的文化景观,共同将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纪昀 (1724 —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学养深厚,精于考证, 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十三年。《阅微草堂笔记》为作者晚年所作,写于乾隆五十四 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全书共二十四卷,一千一百九十六则,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和《滦阳续录》5种,它们曾分别刊行过,后汇编在一起,以《阅微草堂笔记》为总名再行刊印。

  刘义庆撰。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皇 室成员,曾历任要职,对前代及当时的文人趣事较为熟悉,这种身份为写作该书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不过学界多认为该书系他与门人的集体创作。《世说新语》主要记载 东汉末至东晋间士人阶层的逸闻遗事,特别是士人的言行举止。全书三卷,分“德 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书中思想较为矛盾复杂,既肯定那些维护 名教的正统文人,又赞赏那些狂放不羁的叛逆士子,张扬人的个性与欲望,借这可以 了解此一时期文人士子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www.12162.com